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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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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时间：2020/7/23 18:15:18 来源：太原政法论文发表 浏览次数：1044 |
【摘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总纲。列宁在其中重点论述了国家的异化本质及其阴暗面，从而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此外，列宁也对国家的某些功能予以利用，提出利用国家消灭国家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指明了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基本特征。列宁对待国家的辩证思路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更为重视国家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与革命》 国家学说 国家治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国家与革命》写作出版至今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光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的角度去评价《国家与革命》，更要从人类发展的世界历史角度去认识《国家与革命》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意义，学习列宁对传统国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国家构想，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好理论准备，明确国家治理是何种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等理论问题。
批判性视角：对国家异化图景的揭露
在西方哲学上，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众多哲学家将国家视作理性的产物，代表着稳定和秩序乃至伦理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马克思开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颠覆了这一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传统，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寧则全景式地展现出国家的异化图景，从而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基本完成了对国家的去魅化过程。
第一，国家起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规定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机关的异化本质。马克思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研究论述较少，但是马克思的新唯物史观为后来恩格斯系统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提供了方法和路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国家的起源过程。列宁将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概括和提炼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1]，认为“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2]。应该说，列宁对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总结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而修正主义者就运用国家职能问题来混淆国家起源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本质问题，他们将国家抑制阶级冲突的职能曲解为调和阶级冲突，并进而认为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就在于阶级调和。列宁抨击了这一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庸俗做法，重申国家起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强调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原貌。既然国家是起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并且作为阶级统治机关而存在的，那么就决定了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社会的异化产物。从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国家不仅不服务于社会，而且愈益成为压迫和吞噬社会的巨兽。即使作为半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也还存在着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不合理现象。
第二，官僚机器和军事机构的日益膨胀，使国家已经完全具有寄生性和压迫性。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需要加强高压手段对付无产阶级，因而官僚和军事机构空前膨胀起来。不仅如此，统治阶级还通过国家机器实现权力变现，呈现制度性腐败。列宁就认为“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3]，并且“‘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4]。庞大高昂的国家机器以及制度性腐败，都让国家已经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日益成为马克思口中万恶的“寄生毒瘤”。作为“寄生毒瘤”的国家机器不仅寄生吸食社会的营养，还试图吞噬消灭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成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产物和工具，具有同以往国家更为特殊的内涵及更为丰富的表现。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国家开始展现出吞噬消灭社会的发展趋势。随着帝国主义时代来临，国家吞噬消灭社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列宁就认为，“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5]不仅如此，恩格斯甚至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欧洲，“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6]
历史性视角：对国家合理方面的肯定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除了揭露国家的异化图景以外，同时也有对国家合理方面的肯定。列宁并没有简单地号召废除国家，而是借助国家的某些功能来服务无产阶级。
第一，无产阶级需要运用国家的政治权威镇压资产积极，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虽然对于统治阶级运用政治权威来镇压被剥削阶级持否定态度，但是认为无产积极只有运用政治权威才能镇压资产积极，防止资产阶级专政的复辟。列宁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论断，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7]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核心就是暂时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威去反对和压制资产阶级。列宁在这里将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上升到区别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并且，列宁还提出运用国家来消灭国家的思路，认为作为特殊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国家。列宁指出，“为了达到(废除国家)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8]从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历史上扮演着积极角色，推动着国家的最终消亡。
第二，无产阶级需要运用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社会利益。列宁虽然主张废除国家，但是特别反对简单地在短期内废除国家。在生产力不发达导致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就特别需要发挥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恩格斯是以住宅问题为例，强调在过渡阶段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确保无产阶级获得足够的住房，就特别需要发挥国家的监督调控等职能。列宁就此补充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9]，“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10]。从而，列宁就将自己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别开来，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仍然需要国家来保证整个社会相对的公平正义，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确保无产阶级的社会利益得到实现。当然，列宁认为发挥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11]取而代之的是，需要由普选产生并可以随时罢免的议行合一的“公社”式机构来执行公共管理职能。
第三，无产阶级需要运用国家的民主形式，实现无产阶级真正完全的民主。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但是并不意味着列宁否定了民主。正相反，列宁不仅没有否定民主，列宁毕生所追求的“真正完全的民主”体现出他才是民主的真正继承者。列宁所否定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2]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13]，也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14]。除了对“真正完全的民主”的追求以外，列宁也对民主的实现形式予以研究。具体而言，列宁否定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强调要取消议会制，但是对议会制所象征的代表机构却给予了认可和接受。他认为，“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15]列宁否定了议会制这种代议制的异化形式，但是强调了代议制对于民主的重要性。
国家未来走向和当代启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既展现出国家的异化图景，同时也客观地评价了国家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列宁通过对国家的二重性分析，进而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科学预测。这些细致分析和科学预测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国家暴力机器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国家机构是垄断暴力机器的特殊组织，垄断暴力机器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国家暴力机器能够缓和抑制阶级冲突，从而使社会在激烈的阶级冲突中不至于自我毁灭，因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國家暴力机器越来越沦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使得阶级压迫合法化以及固定化。特别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暴力机器的阶级压迫功能越来越突出，国家暴力机器完全成为资本对抗劳动的工具。由此可见，国家暴力机器的存在只是社会发展过渡性的产物，它通过提供政治秩序保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
其次，国家治理能力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社会发展所必需，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体制支撑。国家治理能力在现代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垄断掌握着官僚军事机关。一方面，这些官僚军事机关行使着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机关，国家的军事管理机关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为社会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16]。因此，只有扬弃了资本主义官僚体系的未来社会，建立一批人民公仆的“监工”和“会计”队伍，才能真正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服务。到那时，国家治理能力才能真正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国家治理能力的潜力得到真正释放，进而主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
再次，国家民主政治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体现，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国家民主政治是西方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一方面，列宁认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17];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是真正完全民主的社会，“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18]。在未来社会中，民主的范围越来越扩大，民主的限制条件越来越少，民主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建立在这样高度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人民也“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19]，人民自我管理的自治能力也在民主化过程中训练和成长。人们不再是片面地发展自己，而是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发展出自己的全面性。
最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第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避免陷入国家虚无主义。列宁虽然对于国家的异化性质做出尖锐地批评，指明国家消亡的历史命运，但是列宁同时也强调过渡阶段国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而，我们必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抵制一切形形色色的国家虚无主义思想。第二，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简政放权，建设无产阶级廉价政府。列宁多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提出尖锐批评，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廉价政府思想。当前，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时代相继到来，我们要发挥科学技术在深化改革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无产阶级廉价政府的实现。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当前，不同于单方面的政府管理，人民参与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就要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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